另有一些法院则根本不愿意适用地方立法。
但是，现今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生产也好，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好，落后肯定是首要缺憾，但发展不平衡也是重要缺憾。
道德法律化会减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超过必要限度会使公权力组织显得过分苛严。法律与道德可以相互转化，将道德规则转化为法律规则可称为道德的法律化，将法律规则还原为道德规则可称为法律的道德化。否则就会出现一个评估者保守、原有评估结论落后过时的问题。所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评估，只能在忽略微小、较小变化的情况下对社会现实的矛盾状况做比较宏观的、定性的评价。他们谈这个问题虽从阶级角度切入，但落脚却是在人的自由发展。
今天，我们还没有材料和根据来具体描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是个什么状况。几经周折，2015年4月台最高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国民党败诉。通过这个例证，我们可以发现宪法效力的一种实现方式。
实际上，这种模式也是我国宪法发挥效力的重要特点。{8}6哈特认为法是初级规则(主要规则)和次级规则(次要规则)相结合的规则体系{8}79-91。就一般的理解来说，行为规范相对明确，能够指引人的行为，它以大众作为约束对象，而裁判规范相对受限，约束的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指导的是裁判行为。立法活动能够正常和积极地运转，正是依靠着对立法活动参与者的激励，而激励的方式和来源是多样的{13}。
然而，这两种规范并不是分离的而恰恰是同一的。将地方立法权扩容至所有设区的市，意味着较大的市回归到了宪法的原本意义{6}，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意味着我国立法体制的调整即地方立法从特别的权力转变为一种立法体制和国家治理结构。
{9}宪法具有规范性、法律性，都意味着它具有指引主体行为的功能，或表现为行为的规则，或表现为程序(在某种意义上，程序也是一种规则)。第二部分将说明宪法内涵的规则和程序引导立法活动参与者通过修改《立法法》、扩容地方立法权发展宪法，说明宪法控制立法过程的一种形态。然而，在《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中，较大的市是需要国务院批准的，而其主要意义就是赋予它们地方立法权，这也让地方立法成为一种特别的权力。一般来说，作为行为规范的宪法和作为裁判规范的宪法，是我们观察宪法效力的不同视角。
本文通过地方立法权扩容的例证，说明了宪法控制立法过程的事实，表明了一种实现宪法效力的方式。在很多立法实践中，尽管我们或能捕捉到立法活动参与者反作用于宪法的具体方式[1]，却未能发现它们之于宪法发展的意义。法律规范本身与法律规范适用存在距离。宪法的这种激励结构需要分析制度逻辑以及相互关系。
四、宪法控制地方立法的过程 地方立法权扩容的例证表明宪法控制着立法过程，这是宪法发挥效力的一种方式，是宪法自身逻辑的当然结果。立法活动参与者是有自身利益诉求的主体，既包括政权机关组织，也包括其他相关主体，它们受宪法确定的规则和程序引导，推进立法过程，使宪法因此而发挥效力。
再次，宪法为地方能够行使的权力划定了边界，这也约束着地方立法权的层次、范围与功能，并建立了对地方立法的审查制度，这符合我国宪法确立的单一制结构，也符合法制统一的原则。两个积极性的原则意味着在地方治理任务中，需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15}。
换句话说，宪法监督制度是针对宪法作为规则和程序所产生的约束力的维护与校正(针对的是约束力的评价)。通过这些立法，横向、纵向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地方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协调有了更加明确的原则和规则指引……{18}，这也是在说我国宪法可以通过立法得到发展，宪法秩序可以经由立法加以建构。地方立法权扩容发展了宪法，进一步表明宪法效力的实现过程。在我国宪法确立的分权结构之下，中央和地方都承担着治理地方的任务。一种宽泛的理解是，凡是宪法规范的落实，都可以统称为宪法实施。然而，这个过程同样意味着宪法的控制，是宪法效力的直接体现，因为立法活动参与者受到的激励是来自于宪法，立法过程的运作动力源于它们与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
将地方立法权的主体扩容至所有设区的市，正是立法权的重新配置，它也反映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历程。法律的存在意味着，某些类型的人类行为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某种情况下具有义务的性质。
而且，授予全部设区的市以立法权，释放设区的市的权力，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结构中权力下放的表现形式。宪法对行为的约束、对过程的规制，是对行为的指引，也是对立法权的控制。
这些规范和制度所蕴含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形成了一个动力结构，促使立法活动参与者通过修改《立法法》发展宪法。{7}需要强调的是，宪法的激励是对立法过程和立法活动参与者的一种控制形态，因为激励不仅意味着宪法授权的进一步延展，也是宪法提供的动力促进。
规则的意义是明确的，它时常作为法的同义词，具有明确的行为指引性。摘要: 《立法法》修改赋予更多地方立法权，改进了立法权的配置结构，推动了立法发展。因此，宪法实施自然不完全是由司法中心主义的行为—评价模式及其校正性效力加以体现的。这表明宪法实现其效力所具有的层次性。
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意味着要赋予地方更为充分的自主权，它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贯彻落实，其形式之一是地方立法，从规范的特点上看，地方立法是补充立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宪法激励地方立法权扩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宪法规定了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原则、宪法内涵了鼓励地方开展立法实践的特点。
宪法同时划定了地方立法权的事项范围，通过确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加以明确。本应该详细规定立法权的宪法，将权力留给了全国人大，让它通过以修改《立法法》的形式来配置立法权。
《立法法》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因为无论是在效果上，还是从规范的角度加以观察，《立法法》修改所导致的地方立法权扩容都是我国立法权重新配置的重大标志。从当初设计较大的市的立法权开始，有关地方立法权的问题就已经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是宪法所不可缺少的内容，那应该就是立法权，因为它涉及到宪法的基本内涵与核心任务。地方立法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使我国的法律体系适应了现实的需要，体现了地方治理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从功能上看，地方能够实现法律体系的分工，也带来了不同层级国家政权机构的职责分工。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地方立法能够通过地方立法机构制定并通过立法、地方居民参与立法、地方团体以及居民参与地方治理等，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机构及相关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总而言之，地方立法权扩容受到的宪法激励来自于多个方面，既有宪法确立的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原则，也有宪法所赋予的地方立法机关的地位与权力，还有宪法的实践精神。这表明，在立法权配置方面，《宪法》主要是框架性的规则和程序，它明确了基本原则和核心权力归属，也确定了制定和修改《立法法》的主要方式。
……要求的行动可能超过了一个细心的解释者所主张的宪法文本能够支持和要求的那些。那么，国家机关的建立与运行等也就成为实施宪法的一部分，但这种宽泛的无确指的宪法实施范畴对于发挥宪法效力、形成宪法秩序乃至维护宪法权威并无实质性帮助。
事实上，地方是否享有立法权一直是争议的话题，地方立法权也因此被一些学者视为地方行使行政权的一种形式(行政立法)，尽管它共享着立法的名称。(一)两个积极性的原则 《宪法》第3条第4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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